2020年，我國人口生育情況如何？

2021年5月11日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出爐，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，與2010年的133972萬人相比，增加7206萬人，增長5.38%，年平均增長率為0.53%。

這一增長速度，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.57%下降0.04個百分點，并沒有出現大幅下跌。但是從2020年的數據來看，我國的人口生育率已經較低。

“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.3，已經處于較低水平。這主要受到育齡婦女數量持續(xù)減少和‘二孩’效應逐步減弱的影響。”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、國家統(tǒng)計局局長寧吉喆在5月11日的國新辦發(fā)布會上表示。

廣東省人口發(fā)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從調查情況來看，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.8。

“這就意味著從生育意愿上看，婦女愿意生1.8個孩子，但是實際上只生育了1.3個，中間有0.5個生育意愿還沒有很好釋放出來。如果我們進一步完善生育政策，解除育齡人群的生育顧慮，那么這部分生育意愿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釋放。”他表示。

總和生育率僅1.3

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，2010年到2020年這10年間，我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.53%，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.57%下降0.04個百分點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雖然我們最近一直在談生育率下滑，但過去10年中，2017年之前我國的生育率是往上走的，真正的生育率下滑是從2018年開始的。所以整體來看，我國過去10年的人口增速并沒有明顯下降。

“尤其是考慮到我國在過去10年中，進行了生育政策調整，從‘單獨二孩’到‘全面二孩’的放開，這起到了一定減緩人口增速下滑的作用。”她表示。

但是，2020年的數據顯示，我國出生人口的數量下滑明顯。

寧吉喆在發(fā)布會上指出，七人普初步匯總的結果顯示，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。

董玉整指出，2019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有1465萬人，這意味著我國人口的生育數量在進一步下跌，目前這一持續(xù)下跌的局面已經很難扭轉了。

此外，寧吉喆指出，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.3，已經處于較低水平。

“從2020年來看，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，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。我們應當認識到，低生育水平也是經濟社會發(fā)展的一個結果，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響，也受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因素的影響，后者的影響力在逐步增強。”他表示。

而根據人口學理論，總和生育率需要達到2.1，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，即維持下一代人口與上一代數量上持平。董玉整指出，總體來看，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已經達不到這個水平了，總和生育率下降且不可逆轉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發(fā)達國家不得不面對的“同一難題”。

比如，日本14歲及以下兒童人口現為1493萬人，創(chuàng)下1950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紀錄，已經連續(xù)第40年下降。美國的出生率已經連續(xù)6年下降。2020年出生了360.5萬新生兒，為1979年以來的最少出生數；全國已有25個州的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，出現人口負增長的現象。韓國、俄羅斯人口都在負增長。

寧吉喆指出，隨著各國經濟社會的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尤其是工業(yè)化、現代化帶來的人口生育觀念轉變等方面的影響，低生育已經成為大多數發(fā)達國家都普遍面臨的問題，也將成為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。

生育下行趨勢能扭轉嗎？

不過，根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有關調查，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.8，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，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(fā)揮出來。

“正因為實際的總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之間存在差別，因此，完善和優(yōu)化生育政策就具有了現實性和必要性，及時調整生育政策就會起到一定的實際效果。”董玉整表示。

他指出，整體來看，1.3已經是一個比較低的總和生育率水平。面對這一局面，我們需要客觀的對待。

首先，這是全球的大趨勢，不可扭轉，要坦然接受這個事實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又不能被動等待，必須要積極作為、盡力而為。我們已經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(zhàn)略，作為國家整體和長久發(fā)展的重大戰(zhàn)略，明確提出要花大力氣解決好“一老一小”問題。國家明確提出要減輕家庭的生育、養(yǎng)育、教育成本，優(yōu)化生育政策，建立健全促進家庭發(fā)展的政策體系，不斷增強家庭發(fā)展能力，穩(wěn)定和提升生育意愿，努力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。

那么，具體要怎么做？

董玉整指出，首先，0-3歲嬰幼兒的托幼服務不完善，沒有很好地把父母的時間精力從養(yǎng)育孩子的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；其次，養(yǎng)育孩子的成本很高，住房等生活成本也很高，如果國家能夠給予一定補助和減免，可以減輕父母的部分經濟壓力，把父母從沉重的經濟壓力下解放出來。

此外，他認為在就業(yè)方面，要協(xié)調好女性就業(yè)、事業(yè)發(fā)展與生育之間的關系，不要因為女性生養(yǎng)孩子就導致就業(yè)歧視，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就業(yè)歧視，要把女性從就業(yè)壓力、事業(yè)提升壓力中解放出來。

“如果這三個方面都能夠有所改善，都有實質性的進步，把父母從時間精力、經濟負擔、就業(yè)發(fā)展等方面解放出來，對于增強生育意愿，當然會有積極意義。”董玉整說。

盡管提供有利于生育的政策有望改善生育率，不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，幾乎所有人口專家都認為，生育率整體下行的趨勢很難扭轉，在這背后，不斷降低的育齡婦女數量、城市化進程、流動人口增加、單身人口增長等，都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。

以流動人口的數據來看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，我國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萬人，其中，市轄區(qū)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694萬人，流動人口為37582萬人，其中，跨省流動人口為12484萬人。與2010年相比，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.52%，市轄區(qū)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.66%，流動人口增長69.73%。

楊舸指出，對于流動人口數據，從此前統(tǒng)計局公布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來看，2015年之后，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已出現拐點，有下滑的趨勢，但是這一數據被人口普查數據所改變，人口普查統(tǒng)計出來的流動人口數據高達3.7億，較此前高出超過1億人。

如何應對“單身時代”？

而流動人口增長，也從一個側面促進了“單人戶”的增長。

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，全國共有家庭戶49416萬戶，家庭戶人口為129281萬人；集體戶2853萬戶，集體戶人口為11897萬人。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.62人，比2010年的3.10人減少0.48人。

楊舸表示，家庭戶規(guī)模繼續(xù)縮小，一方面是因為家庭生育子女的數量減少，但這一因素的影響占比還不是特別大，更重要的因素是“單人戶”數量的增長?，F在，人們在推遲結婚和生育，同時很多年輕人離開原來的家庭獨自生活。加之流動人口增長也非常快，這意味著更多的年輕人離開自己的家鄉(xiāng)去外地工作和生活，這時候他如果不結婚或者沒有生育，家庭規(guī)模也會出現減少。因此單身人口家庭的增長，導致家庭戶的規(guī)模下降幅度較大。

“我國家庭戶平均人口下跌至2.62，我認為有幾個原因，首先是現在結婚的人數在下降，其次是很多人即使結婚也選擇不生育。選擇‘丁克’的家庭，很多是不想生、不敢生也不能生。”廣東省婚姻家庭建設協(xié)會秘書長、紅樹林心理咨詢中心高級督導級別心理咨詢師葉英揚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，“造成這一局面的，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壓力在增長，不少地方的結婚成本很高，加上婚姻除了意味著兩個人在一起之外，也意味著需要承擔大家庭的責任。”

單身時代的到來，一方面將影響生育率，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個人心理。

“單身時代對個人心理的影響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，首先，單身的人會獲得很多自由，他們不需要照顧他人，只需要把自己照顧好。但是，我們需要考慮到人是一個群居的生物，需要經常和人在一起，如果長期一個人，需要處理和面對自身的孤獨感。因此，我建議如果確實選擇單身，首先要有日常照顧自己的能力，另外需要建立健康的興趣愛好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。一個人可以單身，但有好朋友的陪伴，這個也是很重要的。”葉英揚表示。

除了低結婚率和生育率之外，空巢老人的增加，是“單身時代”的另外一個特征。

葉英揚認為，我國進入一個老年社會，空巢老人數量增長很快，這不僅僅需要個人和家庭，更需要社會和政府的支持。以廣州民政為例，正在大力推廣社區(qū)居家養(yǎng)老服務，有企業(yè)一起參與其中。

楊舸認為，老人們在成年子女離開家之后獨自或者夫妻兩人一塊生活，這樣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。因此，我們需要有更多對空巢老人的政策支持以及關愛。